曾道人六合白小姐|2019白小姐马报彩图

復旦教授姚大力 教授:“吐蕃”一名的讀音與來源

2019-04-16 10:41:50  

1.jpgVwJ中國藏族網通

提  要:西藏在漢文史料中的名稱“吐蕃”,并非起源于粟特文碑銘中的tuput。它很可能源自粟特文用于稱呼西藏的另一詞匯*tupun,即藏語“大蕃”/ *bon chen-po的對譯語詞。其中tu-系粟特語詞匯,譯言“偉大的”,用以意譯藏文chen-po ;而pun即藏語bon的音譯。后者與bod同樣,是藏人的自我稱謂。古代文獻學家對“吐蕃”之“蕃”的音注,以及漢文古詩中與“吐蕃”之“蕃”相押韻的用字,也都表明它的讀音為fán。VwJ中國藏族網通

關鍵詞:吐蕃  西藏  粟特碑銘
      關于“吐蕃”一名的讀音,向來存在不同的主張。最流行的見解,是將“蕃”字當作“播”的同音字來讀。但韓師儒林一直反對這樣的讀法。他認為,“蕃”的音應當讀為fan。這與在他之前的伯希和所見相類[①]。
讀“蕃”為“播”的主要理由,是將“蕃”字看作對藏人的自我稱謂bod的漢字音譯。此一見解中包含著兩個重大的缺陷。一是藏語bod有一個尾輔音-d。按隋唐時人用漢語音寫非漢語詞匯的一般體例,他們應該選擇一個帶-t收聲的入聲漢字來記錄bod的發音。而“播”是元音收聲的陰聲字,用它來記錄藏語bod的讀音,與當日音寫體例殊不相符。第二個缺陷更嚴重:即使將“蕃”字理解為是bod的音寫,那么它前面的“吐”字又是從哪里來的?事實上在藏語里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在發音上與tu-bod相近的合適語辭。韓師因此堅持以“讀如字”的方式來處理“吐蕃”一名里的“蕃”字。茲請更申其說。
     現在看來,把“蕃”與bod相比勘,劉昫、歐陽修應可廁身始作俑者之列。《舊唐書》解釋“吐蕃”之名的來源說:“以禿發為國號,語訛,謂之吐蕃”[②]。歐陽修在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里寫道:
      吐蕃本西羌屬,蓋百有五十種,散處河、湟、江、岷間。有發羌、唐旄等,然未始與中國通,居析支水西。祖曰鶻提勃悉野,健武多智,稍并諸羌,據其地。蕃、發聲近,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。或曰南涼禿發利鹿孤之后。二子曰樊尼、曰傉檀。……樊尼率兵西濟河、逾積石,遂撫有群羌云[③]。
    所謂“發羌”之“發”,當日漢語讀作pǐw?t,說它是處于諸羌之中的部分藏族先人名稱bod的音寫,或許有一定可能。但對于為什么要把“發”改寫為“蕃”,以及它前面的“吐”字又從何而來等問題,依舊無人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。所以即使“發羌”果然是自稱為bod的藏人一支,仍然難以將“吐蕃”之“蕃”的起源追溯到bod。至于“禿發”一名,中古漢語讀音作t’u?k-pǐw?t,如果“發”是bod的音寫,那么我們又碰到了那個避不開的老問題:“禿”字應當如何解釋?毋寧認為,“禿發”是“拓跋”的異寫;它表明“拓跋”這個曾擁有巨大政治權威的鮮卑部落名號,尚在隴右長期維持其殘余影響力。
    漢文歷史編撰學的傳統呈現出一種很強烈的認知傾向。它總是力圖在靠近漢地社會周邊的部落—人群里去追尋活動在更遙遠地域內各種鄰人集團的歷史來源。從司馬遷、王國維直到有些當代學者致力于在“華夏邊緣”的農牧混合帶探求匈奴這樣的北亞游牧人群起源的不懈嘗試,就是一個顯著例證。以吐蕃為發羌之后的見解背后,或許也有這一取向的深層精神影響。對此,我們不能不細予察辨。
    值得注意的是,無論歐陽修或胡三省,盡管傾向于認為“蕃”字源于“發羌”之“發”,但他們都沒有明確地說過,“吐蕃”兩字的讀音應作“吐播”。胡三省對“吐”字注音謂:“‘吐’從‘暾’,入聲”[④]。他對“蕃”字未加注音[⑤],說明他也認為應當“讀如字”。宋人史炤則明白地宣稱,“蕃”字當作“方煩切”[⑥]。“蕃”在中古漢語里本有兩讀,一作附袁切,屬“幫(非)”聲母(p-),一作甫煩切,屬“并(敷)”聲母(b-),可分別擬構為pǐw?n和bǐw?n。惟在史炤注音之日,聲母“非”、“敷”的音值都已演變為f-。“方”字亦屬“非”聲母,是“方煩切”的音值可以大略讀為fán;與《中原音韻》著錄的“蕃”字本音讀若陰平聲(fān)相比,音同而聲調稍異[⑦]。
“蕃”之音讀如字,可從詩歌押韻方面尋得堅強證據。賈島《寄滄州李尚書》詩云:

滄溟深絕闊,西岸郭東門[魂韻文部]。弋者羅夷鳥,桴人思嶠猨[元韻元部]。
威稜高臘冽,煦育極春溫[魂韻文部]。陂淀封疆內,蒹葭壁壘根[痕韻文部]。
搖鞞邊地脈,愁箭虎狼魂[魂韻文部]。水縣賣紗市,鹽田煮海村[魂韻文部]。
枝條分御葉,家世食唐恩[痕韻真部]。武可縱橫講,功從戰伐論[慁韻文部]。
天涯生月片,嶼頂涌泉源[元韻元部]。非是泥池物,方因雷雨尊[魂韻文部]。
沈謀藏未露,鄰境帖無喧[元韻元部]。青冢驕迴鶻,蕭關陷吐蕃[元韻元部]。
何時霖歲旱,早晚雪邦冤[元韻元部]。迢遞瞻旌纛,浮陽寄詠言[元韻元部][⑧]。

此詩中凡與“吐蕃”之“蕃”押韻的字,都屬于后來所謂“真”、“文”、“元”三部。盡管“元”韻字的實際讀音可能早已并入“山”攝,但若依據《廣韻》音系,它仍應與“真”、“文”、“魂”、“痕”等韻一同劃歸在“臻”攝內。元明清人做詩所依據的“平水韻”,也還是將“魂”、“痕”韻的字包括在“元”韻里。所以它們都算是互相押韻的。“蕃”如不讀若本字,那就與其它所有韻腳都不相諧了!
再舉元人耶律楚材詩一首:

當年職都水,曾不入其門[魂韻文部]。德重文章杰,年高道義尊[魂韻文部]。
雖聞傳國士,恨不識王孫[魂韻文部]。韻語如蘇武,離騷類屈原[元韻元部]。
煙霞供好句,江海入雄吞[痕韻文部]。意氣輕三杰,才名冠八元[元韻元部]。
著書歸至頤,議論探深源[元韻元部]。藉藉名雖重,區區席不溫[魂韻文部]。
家貧謁魯肅,國難避王敦[魂韻文部]。北鄙來云內,西邊退吐蕃[元韻元部]。
勉將嚴韻繼,不得細文論[慁韻文部]。遠害雖君智,全身亦圣恩[痕韻真部]。
大才宜應詔,豪氣傲司閽[魂韻文部]。學識光先哲,風流遺后昆[魂韻文部]。
莫尋三島客,好謁萬松軒[元韻元部]。六度真光發,三魔妄影奔[魂韻文部]。
素絲忘染習,古鏡去塵昏[魂韻文部]。爐上飛寒雪,胸中洗熱煩[元韻元部]。
到家渾不識,得象固忘言[元韻元部]。心月孤圓處,澄澄泯六根[痕韻文部][⑨]。

    清代的詩作證明,“蕃”字在那時仍被人們認為讀如本字。單隆周七律《秋懷十四》云:

沐國當年閫外尊[魂韻文部],煌煌帶礪誓書存[魂韻文部]。
波摧萬騎傳榆水,桴臥千城壓吐蕃[元韻元部]。
蒟醬紅藤通貢獻,金沙玉筍炤乾坤[魂韻文部]。
攀髯涕泣祥云散,何處堪招楚客魂[魂韻文部][⑩]。

      從目前的檢索來看,吐蕃之“蕃”在古詩中被用來與“歌”部陰聲韻諸字互押的例證,一個也沒有找到。
“吐蕃”的讀音也反映在成書于元代的藏文《紅史》里。該書提到它有關“唐—蕃史事”的敘述源于《唐書· 吐蕃傳》。藏文依漢字讀音譯寫為thangzhu thu hyen[﹤hwen]‘chang。以hyen[﹤hwen]來音寫“蕃”字,是其音不作“播”甚明[?]。藏語之無輕唇輔音f-與蒙古語同。故《紅史》此處以hy-譯寫漢語“蕃”字的聲母f-。這與《蒙古字韻》用八思巴字母hu-來譯寫很多首輔音為f-的漢字,可謂異曲同工[?]。
由是可見,讀“蕃”為“播”,實乃起于晚近之說。
起于晚近,當然不等于就能成為此說不可據的理由。所以還需要將“吐蕃”的讀音與該詞的起源問題放在一起加以探討。實際上,早在很久以前,當H·W·貝利把突厥、蒙古、阿拉伯、波斯、格魯吉亞諸語對藏族的稱呼追溯到它們的共同起源,即出現在用粟特文書寫的9世紀前葉回鶻汗國喀拉巴剌哈孫碑銘里的twp’wt時,他其實已經連帶把“吐蕃”一名的來源問題妥善地解決了。貝利是在試圖解決“吐火羅”一名中“吐”字的來源時提到“吐蕃”的“吐”字的。他寫道:

盡管十分困難,通過識讀出粟特文之“西藏”名稱中所包含的伊蘭語的tu-,譯言“大-”、“偉大-”(great),我們或許可以為這個迄今未能解決的問題覓得一個答案。粟特文“西藏”一詞寫作twp’wt,就像九世紀早期的喀拉巴拉哈孫碑銘里所寫的那樣。該詞可以音讀為tuput或topot。它是西藏與西方之間的中介。該名詞的形式包括:鄂爾渾突厥文里的twpwt(其中的w可作ü或?),喀什噶里字典里的tubut,缽羅婆文祆教文獻里的twpyt,阿拉伯文的tubbat、tubbit、tabbut,格魯吉亞語的t’obit’、t’umbut,從突厥語再往東,則有蒙古語的twypwt、﹡t?b?d,由此又產生馬可波羅的Tebet。
    藏語并不使用任何可以發音為﹡to-bod的詞匯,它有一個更古老的bon以及稍晚近的bod,如敦煌文書1638號里即有bon-gi btsan-po以及bod-gibtsan-po(見拉露,“古藏文里的Bod與Bon”,載JA,1953,pp.275-276)。這個Bod字,也出現在用和田塞語字母拼寫的藏語書信中,作pātta kī skatta,即bod-kyiskad,譯言“藏人的語言”(KT 3.62.75,見BSOAS36:225)[?]。

     據森安孝夫和Ochir Ayudai帶領下的考察隊所寫勘探報告,在至今仍存留于回鶻汗國舊都城址之內的喀拉巴拉哈孫碑身斷片上,如今已看不清那個粟特文的西藏名稱了。吉田豐將該碑粟特文部分的第十六至十九行英譯為:

      He himself acceptedthe kingdom. Again, the people of the Three Qarluqs … from the evil [ Tibetanpeople]………[?]

     此處文字所言,顯然與回鶻與吐蕃雙方爭奪對三姓葛邏祿控制權的形勢有關。吉田在方括弧里保留著“藏人”一詞,似表明他肯定漢森(Hensen)等學者過去對碑文和碑文拓片上twpwt一詞的讀法。這個詞亦以twp’yyt的形式出現在拉達克的Kurzen粟特文碑銘里,該碑樹立時代為825/826年[?]。
     那個長期使學者們煩惱不已的to-/“吐”的問題,于是就在粟特文的西藏名稱中獲得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。吐蕃自稱Bod,并像與它結盟的唐朝自稱“大唐”一樣,自稱“大蕃”;此即《唐蕃會盟碑》藏文中的Bod Chen-po。把它譯為粟特文時,它變成由意譯“大”/great字的粟特語詞tu-與對bod的音譯部分即put這兩者并聯而成的一個復合名詞tuput。該詞向東傳入突厥語,又經過突厥語進入蒙古語;它向西則傳入東部穆斯林世界及格魯吉亞等地。印歐語中的Tibet,它的最終來源也是這個粟特語詞。書面文獻的書寫和保存都帶有很大的或然性。把記錄著該專名的現存粟特語文獻與現存盧尼字突厥語文獻相比,前者要晚出將近一百年。不過這一點無妨于上述詞源學解釋的成立。
    但是漢文史料里的“吐蕃”還不是對粟特文tuput的音寫。正如貝利引用過的拉露早已揭示的,藏文里的bod常常也被寫成bon。因此吐蕃贊普才可以有Bod-gi bTsan-po(Bod的贊普)和Bon-gi bTsan-po(Bon的贊普)這樣兩種寫法。他認為,Bod與Bon很可能來源于同一個帶雙輔音尾音的字,是即bond。他另外列舉出1136號文書為證。在該文書所講述的一個傳說中英雄的復合人名里,bond、bod和bon這樣三種拼寫形式都出現了。他強調,以上證據并不表明,Bod(譯言西藏)和Bon(譯言西藏的非佛教之宗教,即本教)二者的意義已獲得澄清。但它提供了一種解釋,可能說明其中的一個形式何以會相當于另一個形式[?]。
     就像有“Bod的贊普”和“Bon的贊普”這樣兩個寫法一樣,“大蕃”的尊號也完全可能存在兩種書寫形式,即Bod Chen-po與﹡Bon Chen-po,盡管在留存下來的文獻材料里我們找不到后一種寫法。如果粟特文把Bod Chen-po翻譯為Tuput,那么它又會如何翻譯﹡Bon Chen-po這個語詞呢?當然就是﹡Tupun。而后者正應當是漢文里“吐蕃”一語的來源!
    在粟特字﹡Tupun之前加上星號,是為了表明它并未真正出現在已知的粟特文獻里。但在少林寺“蒙哥汗回鶻式蒙文圣旨碑”里,被用于對譯漢文“西番”的蒙古語詞匯即作t?b?n。道布和照納斯圖認為其中的-n為-d之誤,是d之下少刻一短牙所致[?]。但是我們是否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對粟特文的另一個吐蕃名稱,亦即﹡Tupun的音譯?
    所以,“吐蕃”一名與以Tuput的各種變體流行于突厥、蒙古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西藏的名稱,雖然都源于粟特語,但它們實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粟特語同義名詞。漢地社會要直到蒙元時代,才從蒙古人的嘴里聽說吐蕃又名t?b?d。于是方有王惲“[古]吐蕃、[今]土波”之說[?]。但是“吐蕃”一詞,看來仍讀原音,未曾因此被改讀為“土波”。
    最后,還要交待一下胡三省對“吐”字的音注。所謂“從‘暾’,入聲”,意即語音同“暾”,而聲調須讀作入聲。“暾”音他昆切,魂韻文部,可擬為t’u?n。若其讀音發生陰入對轉,則變為t’u?t。中古音韻體系演化到宋元之際,入聲的收聲輔音大概已經脫落了,但在江浙方言里仍保留了入聲的聲調。胡三省之所以要強調用入聲讀“吐”字,大概是因為它所音寫的那個音節在源詞中是一個弱讀音節。入聲短促,因此用它來記錄弱讀音節而將其收聲輔音忽略,這是用漢字音寫非漢語詞匯時早已有之的體例。如用“邏些”音寫拉薩(Lhasa)、用“獨樂”音寫土剌河名(Toghla),此兩例中后一漢字的收聲輔音-t、-k都被忽略了。職此之故,無論那時“從‘暾’,入聲”的音值是否還保留有收聲-t,就“吐”字在此例中的音寫功能而言,它都是不起作用的。
    設若以上討論可以成立,那么伯希和發現的以“特蕃”對譯bod的那則資料也可作如是解。即“特”字的收尾輔音-t在此亦可予以忽略:是“特蕃”與“禿發”、乃至bod的讀音俱無直接關系,它不過是除“吐蕃”之外用以音譯粟特語詞*tupun的一種異寫耳。VwJ中國藏族網通

補記
    本文寫完后,又獲讀巴贊和哈密爾頓發表于1991年的《論西藏名稱的起源》一文。該文反對用相當晚近的stodBod或mtho Bod(二者均可譯言“高地西藏”)來解釋t?püt一名的起源。按這種解釋,t?püt一詞里的前一個音節t?-即從stod-或mtho-演變而來。這一說法自然不太可信。可是巴贊和哈密爾頓要否定的不止是這一點;他們實際上認為,將t?püt一詞的后一個音節-püt與藏人的自我稱謂Bod相比擬,也是不可靠的。他們提出,突厥語的t?püt與漢語“吐蕃”(“蕃”音“煩”)都來自某個突厥或突厥-蒙古語詞t?pe,譯言“頂部”、“高處”。t?pe的多數形式為t?pet;而它作為一個單數形式的集合名詞,則變成t?pen。T?pe來自吐谷渾人對西藏的稱呼,意思即“世界屋頂”。從大約四世紀直到七世紀末,吐谷渾長期占據著西藏本部以北和東北,即圍繞青海湖、穿越柴達木盆地諸多沼澤而直到羅布泊的大片土地。他們在北方與東北—東方分別與突厥和漢地社會相對峙。正是經由這些吐谷渾人,t?pen的名稱傳入漢地,這就是“吐蕃”之名的來源。突厥語里很少使用集合名詞形式,所以突厥人接受的是t?pet一名,是即突厥語中t?püt的來源(Louis Bazin etJames Hamilton, L’origine du nom Tibet, in Ernst Steinkellner, Tibetan Historyand Language: 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, Vienna:Universit?t Wien,1991,pp.9-28)。
    但這兩位學者的見解似乎仍難成立。吐谷渾語或相關諸語言的文獻里存在把西藏稱為t?pe的假定,缺乏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文獻學證據。至于采用“屋頂”的復數形式來稱呼某個地方,也未免過于離奇。如果說t?pe是先由一個普通名詞變成特指專名,并從藏地轉指藏人,然后在介入其它語言的過程里才變成復數或集合名詞的形式,那么漢人又怎么會在t?pe的詞干之后再加上一個純屬“突厥—蒙古語”式的集合名詞后綴?吐谷渾緊鄰吐蕃。如果他們實際上未曾替藏人另創一個名稱,那么最可能的做法就是移用藏人自己的稱呼來指稱他們,就像吐蕃的另一個近鄰和闐人所做的那樣。
所以,到粟特語里去追溯“吐蕃”名稱的來源,看來還是目前最能被接受的一種解釋。
[①]伯希和:《漢譯吐蕃名稱》(1915),見馮承鈞譯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二編》,北京:商務印書館,1962年,第54—56頁。VwJ中國藏族網通

[②]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六上《吐蕃傳》上。
[③]這段話基本上被胡三省照抄到《資治通鑒》首次提及吐蕃之處。見《通鑒》卷一九四《唐紀十》貞觀八年(634)十一月甲申條胡注。胡注并引劉昫云:“劉昫曰,吐蕃禿發氏之后,語訛曰吐蕃”。傳說里的吐蕃王室創建者之名,《舊唐書》作“窣勃野”,《新唐書》作“鶻提勃悉野”,是乃“鶻提悉勃野”的倒錯,即藏文文獻里的’O-lde Spu-rgyal贊普。明陳士元《諸史夷語解義》卷上釋“鶻提勃悉野”之語,大體依據該節引文,惟將“蕃、發聲近”之語妄改為“羌語‘鶻提’轉為‘吐蕃’,聲相近”。故不可從。
[④]《資治通鑒》卷一九五《唐紀十一》貞觀十二年(638)七月乙亥條胡注。關于這個讀音的討論,見下文。
[⑤]鄭張尚芳謂:“元代胡三省《通鑒音注》注吐蕃:‘……蕃,甫袁切。唐音讀大為土,吐蕃意為大蕃’”。其實在“通鑒”胡注中是找不到這段話的。他也贊同“蕃”字當讀fán。見鄭張尚芳《古譯名勘原辨訛五例》,《中國語文》2006年第6期。又呂叔湘、丁聲樹主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1996年版將“吐蕃”的讀音標注為túfān。見楊軍:《“吐蕃”的讀音問題》,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《中國音韻學: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南京研討會論文集》,南京:南京大學出版社,2008年,第497頁。
[⑥]史炤:《資治通鑒釋文》卷二一《唐紀十一·通鑒卷一百九十五》。又見卷二二《唐紀二十一·通鑒卷二百五》;《唐紀二十七·通鑒卷二百一十一》。
[⑦]見楊耐思:《中原音韻研究》,北京: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81年,第126頁。
[⑧]賈島:《長江集》卷五。方括弧內的句末用字所屬韻部為引者加入。按:王亮在2003年2月23日發表在http://www.eastling.org/discuz/showtopic-456.aspx上的《吐蕃唐音》(3)一文內,已舉此詩用韻,作為“蕃”字不應讀“播”的證據之一。
[⑨]《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制二十韻,和而謝之》,《湛然居士集》卷14.
[⑩]《雪園詩賦》初集卷12。類似的證據,尚見于明歐大任:《送胡憲使伯賢赴滇中六首》之四,《旅燕集》卷4;清沈德符:《令公來》,《歸愚詩鈔余集》卷9;彭而述:《爨碑曲》,《讀史亭詩文集》詩集卷2;金甡:《祭素山一百四十韻》,《靜廉齋詩集》卷23。茲不贅引。
[?]任小波:《西藏史學中的唐蕃邊界敘事傳統的起源:關于<紅史>中一則出自<新唐書·吐蕃傳>的片斷》,未刊稿。
[?]見羅常培、蔡美彪:《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》增訂本,北京: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4,頁195、220等處。
[?]貝利:《和田語文書》卷7(H. W.Bailey,Indo-Scythian Studies: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, Cambridge, UK: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5),第25篇(GARA),第120頁。按:貝利引用的敦煌文書編號有誤。查對M.Lalou的原文,這件文書編號為(?P.)1038。
[?]森安孝夫、Ochir Ayudai:《蒙古國現存遺址、碑文調查研究報告》,中亞學研究會,1993年3月,打印本第216頁。
[?]羅納塔斯:《關于西藏語言與文化史的維也納講演》(AndràsRòna-Tas, Wiener Vorlesungen zur Sprach- und Kulturgeschichte Tibets, Vienna:Universit?t Wien,1985),第45—46頁。
[?]拉魯:《古藏文里的Bod與Bon》(M. Lalou,Tibètain AncienBod/Bon, Journal Asiatique, 1953),第275—276頁。
[?]道布、照納斯圖:《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釋(續)》,《民族語文》1993年第6期,第62頁。
[?]王惲:《玉堂嘉話》卷三,《秋澗集》卷九五。按這段材料以枚舉今古或古今同義詞為書寫格式。為使讀者易于了解此意,特在引文中加入方括弧內的“古”、“今”兩字。VwJ中國藏族網通

來源:《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》(第二十六輯,陳得芝教授八十華誕專輯)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12月。VwJ中國藏族網通

編輯:仁增才郎